古城桂林以山水甲于天下，唐之前并不为人所知，真正传闻于世在唐代，南宋范成大的“桂林自唐以来以山水奇秀称”这句话是说得对的。
唐代南来桂林的人不多，而他们留下的诗文可见证桂林山水已经是他们身游心赏的自然对象，这可以看作桂林山水旅游的发端。但看唐中期到桂林盛赞山水的任华《送宗判官归滑台序》，有“则中朝群公岂知遐荒之外有如是山水？”句，可见朝廷官员知道桂林山水的不多，更不用说百姓。
宋代南来桂林的人士增多，有来桂任职官员，有贬谪之士，有途径游宦和商贾。因为积唐数百年的传播，山水影响扩大，以游览观赏为目的的意识大为增强，所以桂林山水旅游真正的兴起是在宋代。桂林摩崖遗存的大量宋人游览题名、诗文可做说明。
八方人士来桂游
古代桂林城池不大，但独秀其中，漓山、伏波傍城；城外四望，七星、西山相视；江河回绕，缀以田园、菜圃、炊烟。城中和傍城之景信步而已；出城之景，一二里、二三里可抵，远不过六七里。所以古人大多一日游，在奇山秀水中徜徉，“盘桓终日”“薄暮而归”，那是十分惬意尽兴的。
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陕西华阴人杨损等六人来桂林，惊异从未见过的“八桂岩洞”，于是“遍游岩洞”（包括栖霞、七星、伏波）“凡三日”，可算三日游了。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因为许多人士居于桂林，没有必要连续几天把若干景点游遍。
在桂林游览居多的还是官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唐代是桂管观察使、桂州刺史，宋代是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知静江，他们来到桂林肯定要出游—— 一般喜欢邀集幕僚同游。唐代观察使僚属有都防御判官、观察判官、盐铁巡官等；宋代经略使僚属有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提举学事等，都是省厅级官员。
那些在管府、经略府的中下层官员也互相邀集游览，相关的记载也不少。来桂的地方高级官员任职，有一些带了家属（这是朝廷允许的），所以我们可以在题名石刻中看到经略安抚使曾布、范成大携家游览的记载。
还有带着家眷赴玉林、合浦、云南上任的官员，因“饱闻八桂岩洞之奇，恨未能一到”，正好途径桂林，于是合家高高兴兴一游。
在桂林任职的官员也接待外地官员来桂游览。如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十月，桂林转运使陈倩陪同湖南路转运使朱初平游山水，这位湖南官员在桂林一直待到第二年夏才接到命令“还使湖南”，其中缘故不得而知。另如南宋绍兴三年（1133 年）十月，衡阳太守裴梦贶来桂，“遍览胜”，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归。估计他们都是桂林官员的故友、同乡，桂林地方官员可尽地主之谊。至于一游就是几月半年，恐怕既与流连桂林山水有关，也与政事松弛有关。
我们在桂林石刻的题记中可看到，桂林不少官员的游览是在“公余”，用的是“假日”“暇日”，是“职事之余”“乘暇以游”“以其余暇访寻”，比如“寒食休务”即寒食节停止公务的日子，这说明桂林的官员还是比较守规矩的。除了官员，在石刻游览题记中有很多只记籍贯没有记官职的，估计是到桂林或途径桂林谋生的各类人士。
古人游桂林山水大都结伴，除同僚、朋友，同乡结伴的也多。南宋淳熙八年（1181 年）“江西乡人同仕于广右者十有二人”游弹子岩；南宋庆元四年（1198 年）“江西诸公仕于广会桂林者十有八人”游龙隐岩等景；南宋绍定四年（1231 年），福建同乡集合二十一人游水月洞等景点。
这是唐宋时人数最多的一次团队游记载。由此可知，当时桂林官府中江西籍、福建籍比较多。同乡情谊何在？比如江西老乡的一首诗说得很明白：
“吾侪生江南，远近具邻乡。一官皆为贫，糊口走四方。遇合良独难，动如参与商……”他们可能都是下层公务人员，谋生不容易，有老乡帮衬好商量。在桂林的福建老乡也比较多，石刻记“吾闽衣冠甲天下，游宦于桂林……”这表明福建诗书人士较多，胜于桂林。而那时桂林人在外地，可能还没有团队。
在桂林游览的人中，鲁、豫、吴、浙、赣、闽、鄂、川等各省都有，湘人就不用说了。所以那时的桂林因山水而成八方大交流、大聚会之处了。
心灵返归山水游
游桂林山水的还是文人居多，张九龄、柳宗元、李渤、曾布、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等都是名重一世的诗人、文学家、学者，其他大小官员也都是读书人。尽管各人的身世、经历、遭遇不同，但是都被桂林山水的奇秀所陶醉，都在山、林、岩、泉中来寻找自己心灵的园地。李渤是“以泉石为娱，搜奇访异”，曾酷爱冷水岩的溪泉，认为是“桂林绝观”；张孝祥游水月洞“酷爱山水之胜，至晚不能去”；范成大认为屏风岩能够使他“心尘目华，三昧现前”，能眼透尘埃发现事物的精义；张栻游虞山韶音洞，“遐想萧韶之音，咏歌南风之诗，鼓吾而忘归也”。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经略安抚使朱希颜“冒雨泛舟”游水月洞，至夜云缺月现，于是“举杯酹月乃还”。
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失意之后往往是“林叟野僧休笑我，平生所得是官闲”，是“夕阳欲下犹回恋，更鼓清琴数弄还”，桂林的山水成了他们的精神慰藉。
古人于胜景之中常设饮宴，谓之游宴。把酒杯放在乳床之上，主客“肴觞啸咏”，酒后则“煮茶瀹茗”，享受其中“色香味相得皆绝”的趣味。
古人是将饮茗文化包含在桂林山水文化中的。饮酒茗茶的地方，岩有栖霞、水月、龙隐，亭有于越、癸水、蒙亭，堂有八桂、妙乐，楼有逍遥、湘南，又经常借寺院、道观。
游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饯别宴，官员离任，亲朋东归，相邀游览，置酒作别。此时主客“举觞相嘱咐，怅然有离索之叹”。这种离别伤感是将山水与人情合在一起的。
古人游宴兴致来了是要“对景赋诗”的，于是“山惧清，情无涯，而乐也无涯”。所以桂林山水文化又是将山水、饮茗与诗文合在一起的。
古人雅集赋诗有限韵，即同用一韵；也有分韵，即各拈一韵来作。限韵和分韵可即席而作也可回家斟酌。所以我们在现存桂林石刻中看到不少唱和诗。
那时在桂林郊野山深林幽处有不少寺院道观，游者也常与主持僧、道谈机论禅。南宋石刻中就有众人邀集游独秀峰“步入藏院，观无尽老人画像”一事。这是一种文化体验。
南宋人士游山水常在前朝名士石刻前表示追慕之思。南宋经略詹仪之访南朝颜延之读书岩，是“瀹茗鼓琴，徘徊久之”。他又在隐山北牖洞看见唐李渤题刻，异常兴奋。南宋后期人士在摩崖上看见前贤张孝祥、范成大、张栻的遗篇，就会发“怀哉哲人”之叹。
游八桂岩洞还有父子遥会的。绍兴年在桂任职的王孝先游龙隐岩发现，五十一年前其在桂林任安抚使的父亲王祖道的题刻，不由生“风木之悲”。又如南宋绍定年在零陵任职的陈畴携家游水月洞，发现四十年前在桂林任学官的父亲陈邕与安抚使詹仪之同游题刻，于是告诉其子祖上曾任三郡官员，有政绩，数次得到皇帝嘉奖，后来还救济京口、江阴百万饥民，百姓至今记怀。他还告诉其子祖言为官不论大小，定要懂得报效，叮嘱其记住这句话。这就是现场家教了。另有一位临桂县令在水月洞发现百年前先祖的留题，惊喜之后“感慨系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人的桂林山水游是怎样将自己的心灵放在历史的游踪中去漫步和寻访的，这种山水心灵游在其他有摩崖的地方可能不多，在桂林则为特色。
东南西北多线游
古代桂林山水已经可以四季游。春赏花，夏观莲，还可以“舟过伏波岩避暑，秋则领略” “秋色澄霁，冬可观梅郊外”。
古人的游览景点，唐时不多，到宋代已经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东南西北扩展的局面，于是大致有东南西北四条游览线。
东线出东门，即渡漓江，到龙隐，再到冷水、元风、栖霞、弹子、屏风等处，再返回伏波。也可先到屏风，再到栖霞、七星、元风、龙隐。另一条南线是先到龙隐，然后过訾家洲到水月、雉山；南线游也有人从八桂堂、逍遥楼或湘南楼出发，再到水月、雉山、南溪。
北线或是到叠彩、清秀、宝积，或是到虞山。西线是直接到西山、隐山，再西到中隐。淳熙年，詹仪之等先在榕湖榕溪阁吃早饭，再去观青带桥（阳桥），再到隐山“历览西湖六洞之胜”。乾道年，张孝祥等先向西到西山，饭后到中隐，再南向到南溪访刘仙遗迹，这条路转的圈比较大。
以上游线各人所游景点多少不一，但城中热点是独秀、伏波、叠彩，东线是栖霞、龙隐、冷水、屏风，南线是水月、雉山，西线是隐山、西湖。
不少人利用节日出游，如上元（元宵）、上巳（三月三）、寒食（清明前一二日），张孝祥游西山、中隐、南溪选的是皇帝生日的圣寿节，水月洞大聚会选的是上巳节。
那时游览东线、南线的交通以船为主。出城东，下漓江到小东江可游栖霞、龙隐，离船“登栖霞”，下船“漾舟楫泊龙隐”。驾船北上游伏波、叠彩，南下游水月、雉山还可达南溪。到西湖是必定要船游的，所以我们在古人石刻题记中可看到“泛舟龙隐”“泛舟水月”“西湖泛舟”等记载。
方信孺是小舟一叶先由江入南溪，再由南溪叉入一条小溪曲折到后来由他命名的琴潭岩。现今这条不为人知的小溪多处淤塞，听我的一位住在琴潭村的学生说，象山区政府有疏通重开小溪连通南溪的规划。桂林是山水之胜，山水一体，以水连山，这才是真正的山水游，今人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
古人是依水看山游洞，登山看水望云，山水四围环绕，这就是桂林。现今有人埋怨桂林高楼太少，应该建楼俯瞰山水。如此，桂林就不是桂林了。
古人走陆路游，那是需要骑马的。南宋庆元年朱希颜与友到南溪看牡丹，至晚“夕阳西渡，并辔而归”。嘉熙年，吕祖异与友从西山“连骑”到南溪。而绍定年，二十一个福建老乡游览是“连辔湘南，登千山”。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骑马旅游队伍，从湘南楼出发到西山，又返向东游七星，到傍晚“舍策泛舟”，由龙隐到訾洲过江到水月，再饮酒赋诗，十分浪漫又雅致。
本文选自《桂林·飘去的历史》，作者余福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